沃顿知识在线：首先我想从这个问题开始：如迈克尔·戴尔一样，企业初创者重回公司出任首席执行官？这类案例的成功之路是怎样的？

　　卡普利：我想这些轨迹是混合的。我觉得退后一步，问一些有关这一现象来龙去脉的问题，也许会有所帮助。通常有这样一种观念，即公司在不同的时期需要不同的技能。所以，公司的创建者尽管具有创业热忱与观念，却往往不是能够将企业带入下一个发展阶段的人。

　　有时候你需要更多的管理技术和经营技巧。有时候仅有领导力和热忱是不够的。但另一方面，当企业的创建者回归之时，他们所具有的象征意味就变得非常重要—在非常时期，他们能鼓舞员工士气，也能更有力地向外界宣传其理念。

　　我觉得这才是关键所在：企业的需求是多样的，你可以想象他们用更换领导者的方式来试图实现这一点。

　　沃顿知识在线：戴尔在（重新）掌权之后首先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发出了这份我们刚刚获知的备忘录，称将不再发放2006年的红利。他将2006年概括为努力颇多但收效甚微的一年。你认为免除红利是个好点子吗？

　　卡普利：我认为，在所有像这样的管理变动中，存在着象征意义和实质行为间的区别。从这个特例来看，免除红利确实是个有力的信号，特别是当此举不仅仅是由一位企业创立者提出，而且这位创立者还是一位享有公司最大经济利益的股东。

　　这一由公司的所有人发出的强有力信号意在说明，有些事情必须改变了。所以，这种陈述当然是有其象征意义的，意在警醒公司上下。我认为这个陈述同时也是针对投资团体和外界作出的，表明“我们正在认真对待”。但这会影响士气吗？是。会有一些负面作用吗？很可能。

　　我觉得问题是：此举的目的何在？在我看来，其主要目的在于它的象征意义以及该信息的传达对象：既有内部人员，也有外界人士。

　　沃顿知识在线：戴尔的备忘录中另一个关键点是他对于官僚作风的指责，认为这影响了公司的运行。对于一个以其高速有效的供应链为用户提供定制电脑服务而著称的公司，这种说法不令人奇怪吗？另外，官僚作风又是如何潜入一个企业机构中的呢？

　　卡普利：嗯，也许我要退后一步来看这个问题，作出一些不那么寻常的评估了。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公司并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他们意识到自己正面临着不同的环境并需要对此作出反应，但是不知道该如何去做。

　　在这个案例中，戴尔曾深受市场青睐，因其这种模式运行得非常成功。然后许多人开始效仿，这导致了市场环境的变化。并非戴尔不再善于运作其模式，至少我不认为这是人们所抱怨的。而是，环境起了变化。他们有了新的竞争对手，新的对手带来了新的理念，整个竞争环境发生了变化。

　　现在的问题是，对此该作何反应？我看过一些有关戴尔公司权力交接的媒体报道和分析评论，几乎都众口一词地褒奖戴尔的回归。只有一些能足够诚实地说，“问题并不会随着他的回来而改变”，以及“并不清楚他将要做些什么”。

　　关于戴尔的评论中另外一件让我觉得有意思的事情是，凯文·罗林斯被认为最擅长的事情之一，就是非常强硬，非常关注成本。而这正是许多评论认为戴尔需要去做以推动公司前进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