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成功的企业家利用他们的技能来促进积极的社会变革，整个社会都会受益。

关于如何启动和发展一个企业，已经有很多文章。相对而言，关于退出的研究较少，在这个阶段，成功的企业家会卖掉他们的公司，如果他们选择退休的话，往往能得到足够的钱。这是因为这样的成功并不典型。创业是一场致命的战斗，很少有赢家。

作为研究人员，我们对创业的成功感到好奇。除了它是一种罕见的现象之外，它还具有重要意义。随着创业者的成功，他们变得富有，这为社会流动铺平了道路。在一个新兴经济体中，这种成功也可以成为社会变革的载体。

这符合一个更大的问题。企业家如何造福社会？传统上，有两个答案。第一个答案是，企业家通过创造就业机会促进经济发展。第二个答案是，他们提出了创新的想法和新的、更好的做事方式。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1883-1950）将企业家称为经济中“创造性破坏”的媒介。

但会不会有第三个答案呢？从本质上讲，成功的企业家是熟练的组织建设者。如果他们选择以仁慈的方式将这些技能应用于非经济领域呢？他们可以改善整个社会。

看清社会变革的需求

在一篇论文中，我们研究了在已经退出营利性业务的成功商业企业家中，哪些特质可以增加他们从事积极慈善事业的几率。我们所说的积极慈善事业，并不是指为慈善事业开出支票。只要银行里有钱，这种偶发性的财务捐赠是很容易的。相反，我们研究了哪些成功的商业企业家在离职后利用他们的时间、精力、激情、资本、专业知识和关系来系统地刺激、支持和塑造社会影响。

我们研究了2003-2013年间成功退出营利性企业的673名印度企业家的样本。然后，我们用定性访谈来补充这一定量分析。我们的基本假设是，企业家的个人背景可以推动他们的慈善行动的倾向。

具体来说，我们感兴趣的是那些能够帮助创业者不仅感知到社会变革的需要，而且还能提高他们对此采取行动的动机的个人背景属性。在每个社会中，个人往往根据他们的个人属性被“划入”非正式的社会等级体系，而不考虑他们与手头任务相关的实际成就。

例如，在当代美国社会，种族（或收入、教育等）是一个重要的、未说明的个人特征，白人（或富人、受过常春藤联盟教育的人等）处于非正式等级的顶端，黑人（或穷人、受过高中教育的人等）处于底部。在印度环境中，起类似作用的社会背景属性是种姓、性别、毕业于印度精英大学或外国大学。

在我们的样本中，我们发现清晰的统计模式显示，来自低种姓背景的企业家和那些在第一世界国家学习后回到印度的企业家（海归）更有可能利用他们的新财富来鼓励社会变革。由于我们的样本中只有6%是女性，所以我们无法发现统计学上显著的性别效应。

获得一个新的视角

我们发现，来自社会弱势群体（在我们的环境中是低种姓）的成功企业家更倾向于回馈社会。那些在社会中拥有特权地位的人往往无法觉察到改变的需要，因为对他们来说，一切都完美无缺，可以说是如此。他们认为这个世界是公平和公正的。他们也倾向于相信社会现有的社会结构是基于功绩的，而对于那些被赋予较低社会地位的人来说，这个系统的缺陷更加明显。

如上所述，归国人员——那些在西方或亚洲发达地区（如新加坡和日本）学习后回到印度的企业家——也更有动力促进积极的社会变革。获得（尽管是暂时的）“外国学生”或“第三世界移民”的较低地位，可能会增加他们遭受歧视的几率，从而建立对不幸者的同情。

在我们的访谈中，另一个很明显的机制是观察东道国不同社会契约的影响。在成年早期居住在发达经济体中，会增加观察到亲社会行为的几率。足够大的反差（对东道国有利）可以成为回国后参与社会变革的动力因素。正如一位回国的企业家告诉我们的。“意识到志愿服务在美国是生活中非常正常的一部分，这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还有谁会对此产生共鸣？

除了成功的商业企业家之外，我们的发现可能会引起任何在职业生活中取得成就的人的共鸣。例如，可以是富有的高管、合伙人、银行家、顾问、医生、建筑师或律师。每一个在职业生涯中取得重大物质成功的人，在某些时候都会开始思考他们的第二行动是什么。

在卖掉自己辛苦经营的生意，得到一大笔意外之财后，你会怎么做？人们往往感到欣喜若狂，但同时也有一些人感到沮丧，甚至内疚。正如一位企业家告诉我们的那样。“我们非常努力工作，但我们也很幸运”。我们样本中的企业家在财务退出时平均为45岁。你如何在45岁退休？你接下来做什么？

我们的收获是，成功的企业家是熟练的组织建设者。他们善于发现机会，然后以可持续的方式不懈地追求它。如果至少能说服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以善意的方式将目光转向非经济领域，那么社会就能从他们以新鲜和自信的目光看待棘手问题的能力中受益。